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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作家索尔仁尼琴的《２００年共同生活史》是去年最畅销的文学作品。文坛的另一位大腕级作家沃伊诺维奇去年在克宫领受普京总统的颁奖。在现代俄罗斯文学界，最有影响的恐怕就是这两位了。《论据与事实报》对沃伊诺维奇的这篇采访，让我们认识两位作家的不同特点，思索他们的矛盾，感受他们的智慧与心灵。
如何看待索尔仁尼琴现象？
问：最近，关于您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神话背景下的肖像》一书常有议论：″这只不过是沃伊诺维奇对索尔仁尼琴关于俄罗斯人与犹太人的《２００年共同生活史》做出的反应……″
答：当我着手写作《神话背景下的肖像》时，索翁的《２００年共同生活史》尚未成书。《共同生活史》问世后，我并未通读它，因为感到有些枯燥。我的新著首先是对索尔仁尼琴起重要作用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回忆。
此外，它还是我对我的作品《２０４２年的莫斯科》问世后所遭到指责的一种回应，有人认为我借西姆·希梅金·卡尔纳瓦洛夫这一人物形象影射索尔仁尼琴。不过，我也很小心奕奕地避免直接回应，因为我担心引起诉讼官司。类似的指责还有不少，并且他们竟然是我视为朋友的那些人。我与他们争论许久，我当时产生要将这一争论进行到底的想法。《肖像》这本书我写了很久，说实话，我并不很乐于这样做。
问：揭露这么著名的人物，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答：当我批评索尔仁尼琴的时候，我并没有歪曲事实，对他的现实功绩也同样没有隐瞒不报。可是，如果我感觉《红色车轮》的确是件苍白的作品，为什么我不能说呢？如果他教训我们要诚实地生活的同时，他自己却不这样做，那么，我还应该尊重他的教导吗？
问：索尔仁尼琴的书有时候很晦涩难懂，但是它们都是揭露时弊的。世界大国的领导人都在读他的作品，他获得了各种颇具影响的文学奖。世界最著名的大学都想请他去讲课。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答：对此，这也需要好好思考一下。对他的个性崇拜开始于他进入文坛的６０年代。当时是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苏联文坛上涌现了许多年轻的有才华的作家。然而，大家还是感觉少了些什么东西，这就是：还没有一本书对最重要主题——斯大林集中营中数百万人的痛苦经历的描写。这是一个禁区，虽然有许多人曾经想进入，但是最后的幸运者是索尔仁尼琴。他的《伊万·捷尼索维奇的一天》成为重大事件。使人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诞生了一位伟大作用。索尔仁尼琴勇敢、出人意料的、与苏联作家们完全不同的做事方式，更使他的形象大放光彩。当他被开除苏联作家协会后，他并不是销声匿迹，而是相反，他开始攻击那些看不惯他的人。政权攻击他，他也攻击政权。他的言辞令人们极为震惊。
问：索尔仁尼琴作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哪方面的成分更多一些？
答：这很难讲。在９０年代初，人们曾热情地期待他。象对待上帝一般期望他的回归，期望他能够告诉人们唯一正确的事实。这是一种对奇迹的信仰。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
索尔仁尼琴开始讲话了，而人们发现，他并不是神，也不是神话中的勇士，而是个凡人。问题并不在于他是不是好人，是不是聪明人。而在于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人们不由自主地把他与神话相比较，至于他本人，没有经得住与神话的竞赛，也不可能经得住。
他在俄罗斯大地行走，号召人们自我克制。他来到城市，住进旅馆，那的人却全部被赶走。在列车上给他占用了４节车厢。可他与此同时却说什么作家应该坐普通车厢，应该买９０戈比的鸡蛋。
问：我感觉，这是俄罗斯人的特有方式——对某某人寄予巨大的希望。
答：我不喜欢概括地论述某个民族。俄罗斯社会（１９１７年之前和之后）封闭了许多世纪。在封闭的国家，总是颂扬某些人，驱逐某些人。在赞许人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也容易产生各种嘲笑。索尔仁尼琴属于第一种情况。他出现了——那么的勇敢，那么的智慧。不过，后来一段时期遭遇了冷落。
如果索尔仁尼琴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生活在对作家的赞美与批评不是根据权力机关和犬儒之辈的干预来进行的社会里，那么，他可能会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才能和成就。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客观条件，同时也没有自我批评的勇气。
俄罗斯——迷信个性的历史传统
问：我们很快地就忘记了萨哈罗夫、布科夫斯基，更不用说其他不太有名的公民自由护法人士。
答：问题在于，这样的人只有在国家发生革命的时候才受重视。那个时候，大街、城市和船舶都会以掀起革命的英雄的名字命名。如今，我们在不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实现了转变。我们在建设资本主义，但是却在颂扬老的布尔什维克。
我们到现在还在上演关于著名布尔什维克的电影，他们在当今强盗寡头们的衬托下显得那么光荣和诚实。这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强盗寡头们破坏了美好的苏联。然而，历史会让一切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问：也许，大多数人并不需要这样一些自由：言论自由、移民自由等。
答：事实上任何人都需要自由，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有些人可能在想，他们现在需要一个牲口槽，于是回忆起前苏联时期的牲口槽有多好，却忘记了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多么贫困。要是让人们一下子回到过去，所有的人都会因无法忍受而大叫。
问：那么，是什么妨碍了我们清除对奇迹的等待和想把某人神化的习惯？
答：也许，是历史的传统使然。人们已经习惯了，整个俄罗斯的历史进程都是这样教育人们的——等待善良的国王。一开始，人们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接下来寄希望于叶利钦，带着信仰欢迎索尔仁尼琴的归来。现在不可救药地相信普京。相信年轻、充当能量和聪明的普京整治秩序，降低价格，打击恐怖分子，消除腐败，预防地震、水灾和火灾。事先唱起了赞歌，铸起了铜像，画起了肖像，为榜样般的弗拉基料尔·普京著书立传。
我认为，全民选举的总统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而如果过分地阿谀奉承，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俄罗斯文学的命运
问：在苏联时期，虽然作家联盟为政权服务，但是也出现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家和作家。现在不需要为谁服务了，可是为什么并没有产生鲜活的作品。
答：也许，这一切的发生恰恰是因为不需要为政权服务了。在封闭的社会里，人们更需要文学，它经常是唯一的真理，起着通风口的作用。
差不多已经被人们忘却的作家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在他５７岁时候，先于索尔仁尼琴，以《并非只靠面包》一书震惊了人们，尽管他的文学造诣就并不很高。但是，这本书的最大可取之处是它的诚实，这是最令人赞赏的东西。要知道当时想做个诚实的人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而如今呢？就算你诚实，那又怎么样呢？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功勋了。
问：作家作为寻找人生重要问题答案的人，这一职业的前景是不是非常暗淡？
答：消遣性的读物虽然现在居于上峰，但我相信它坚持不了多久。反映生活真实性的沉重作品，只有在除了作家之外所有人都不敢讲真理的时候，才有人需要。现在，记者们的笔锋如此犀利，已经用不着作家啦。
不过，人们对文学的严肃追求并不会中断，尽管它的复兴将是相当艰难的。
问：说实话，您觉得您的″士兵乔恩金″与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在历史的天平上哪一个份量更重？
答：在《２０４２年的莫斯科》里，我的主人公西姆·希梅奇·卡尔纳瓦洛夫在回答″谁是最好的作家″时是这样说的：″如果我说是我自己，那么，我便显得不够谦虚。可是，如果我说不是我，那么，这却不是事实。″不过，谁也不会正面回答你的问题。正如有位诗人说过：″我们无法预料，说出的话会将惹出多少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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